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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外交1970年代体育助力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发布时间:2021-01-06 12:04:08 阅读: 来源:沙漏厂家

乒乓外交:1970年代体育助力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2013年,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病逝,小球转动大球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公允地说,中美关系在1970年代前期解冻,具有必然性。但如果不发生庄则栋向美国运动员赠送礼物的事件,破冰可能还需要等待别的契机。

1969年春中苏两国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就开始考虑调整对外关系。他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研讨国际形势,四位元帅讨论了中、美、苏大三角的现状,建言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举行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1970年5月,被政变推翻的西哈努克要求毛泽东发表公开声明支持,美国一度以为中美关系解冻无望。秋天,毛泽东邀请老友斯诺访华,国庆节一同登上天安门,把照片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想放个试探气球。但这样表达信息过于含蓄,美方没有会意。后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第三方渠道捎信,谨慎地试探高层直接接触,直到1971年4月初日本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美国运动员科恩4月4日登上乘坐中国队员的大巴纯属偶然。庄则栋回忆:科恩上车时,大家看见他背后的U SA,车上的气氛有变化了。我当时坐在车的最后边,我一看他上来了,没人理他,当时我就想,要不要去理理他。毛主席1970年跟斯诺讲,现在我们要寄大希望于美国人民。总理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送礼物能表达中国人民很真挚的一份情义。于是,从包里拿出一幅杭州织锦,叫上翻译,走上前去送给科恩。刚一迈步,同车人就问,小庄你干吗去。我说,跟美国人聊聊去。当时同志们就劝我,别去,别惹事儿,别理他。当时,我跟同车的同志们就说,他只是个运动员,又不是决定政策的人。过去以后,我就让翻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哥伦·科恩。我当时对他讲,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是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和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个礼物做纪念。他特别惊讶,特别高兴,一下就把这个礼物收了。翻译问他,你知道送你礼物的人是谁吗?他说,知道,是世界冠军庄则栋。祝我们在比赛中间打得好。五分钟过去了,到了比赛场地。车门一打开,车上来了个美国人,手里又拿着我送给他的礼物,这就成了新闻。第二天日本报纸一登,副团长找我谈话说,小庄,这事儿可闹大了,今后你可千万不要再跟他往来了。问题是,我不和他往来了,他知道我打哪场比赛,在那儿等着我,等我一过去,就把我抱上了,说你送我礼了,我还没送你礼物呢,咱们再照一张。

这件事成为全球新闻焦点。4月6日,美国副领队哈里森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提出比赛结束后访华的要求。中国代表团不敢贸然答复,紧急向中央报告。

据护士吴旭君回忆:她向毛泽东谈到《参考资料》里有一段关于庄则栋和科恩交往的消息,“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4月6日,世乒赛就要结束了。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周总理已经批了‘拟同意’。毛主席也画了圈,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他突然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主席平时曾交待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反问他:‘主席,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听了这话,我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绕道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成为22年来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体育代表团。就这样,庄则栋的“自选动作”,让中、美两国领导人酝酿已久的战略性破冰加快了节奏。当年7月,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称病突然消失,秘密访问北京48小时,和周恩来直接会谈,宣布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推动了中国重新与世界接轨的进程。

发生乒乓外交时,国家体委主任是王猛。王猛后因得罪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庄则栋取代。粉碎“四人帮”,庄则栋随之下台,陈锡联提名王猛重回体委,再掌帅印。王猛领导体育界,在政治上也表现了新思维。

早在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过赫尔辛基举办的15届奥运会,1956年,又准备参加墨尔本举办的16届奥运会,台湾代表团捷足先登,大陆方面要求奥委会驱除台方代表,未被接受,于是拒绝参会。1958年8月19日,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退出了15个单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国委员董守义也辞去了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只有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承认大陆,不承认台湾,使得乒乓球运动在中国大陆倍受重视。后来,中国推动新兴力量运动会,想在奥运会之外另起炉灶,不可持续。奥运会仍是国际体育交流的第一盛会。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台湾同时退出。在国际舞台上,大陆节节进攻,台湾步步退守。许多国际组织都以台湾退出的方式,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重返奥运会,自然成为大势所趋。1978年中国大陆恢复了在国际田径和体操联合会的席位。驱逐了台湾代表。外交部门希望乘胜追击,在国际奥委会一举取代台湾。

对这种趋势,国际体育界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奥运会不但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体育盛会,也是人类和平的象征,友谊的纽带。奥运会没有中国大陆参加,固然是极大的缺憾,但台湾也不应当关在人类大家庭的门外。王猛在国家体委主任任上,先后出访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突尼斯、德国、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许多友好国家都希望以灵活方式解决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于1977年9月应邀访问北京,希望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应采用“演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奥林匹克宪章允许承认地区,并不一定是国家实体,因此不需要按联合国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王猛和有关人员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突破“有蒋无我,有我无蒋”底线,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采取不驱逐台湾代表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方案和当时外交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但王猛据理力争,坚持将体委和外交部的方案一同上报中央。最后,邓小平拍板,同意国家体委的方案: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我席位之后,台湾体育组织以我国地方机构名义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不得使用原旗帜和歌曲。此后,经过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台湾方面多次沟通、博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终于在1979年10月25日举行的名古屋会议上,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席位,台湾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国台北名义保留会籍。当时,台湾方面提出以《国旗歌》代替原来的“国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这样说明了同意的理由:“现在的曲调虽然是用了《国旗歌》的曲调,但当时的国旗还有共产党的一份贡献,满地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加的。现在的词改成了奥林匹克内容,曲调不要太计较了。”

从此,两岸运动员在奥运舞台上同台竞技,演出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故事。后来,台湾陆续以变通方式,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猛的主张同样具有破冰意义,开启了两岸双赢的新思维。

体育本来不应当承担过多的政治职能。但是,在历史上,既有政治利用体育放大敌意的事例,也有体育工作者为化解政治敌意做出独特贡献的事例。时过境迁,得到世人赞美的总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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