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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货币流速监测维护物价稳定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4:56 阅读: 来源:沙漏厂家

加强货币流速监测 维护物价稳定

货币流通速度是联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价格稳定的重要变量。在经济运行相对平稳的时期,货币流通速度通常表现为较稳定的渐变,但从经济周期的全程表现看,屡见不鲜的是货币流通速度有时可能发生急剧的、骤然的变化,这种突变、陡变,往往与经济周期内不同阶段的转换及与转换点的不稳定状态相联系,与严重的通胀或通缩相联系。因此,货币政策的分析、抉择必然复杂化,必然要求把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速两条线索复合为一套更为全面、有效的调控思路和要领。  目前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正处于一个非渐变、非常规的特殊时期,相关不确定性因素一旦演变为确定性的组合,很可能产生经济运行中的某种临界转换点,并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调控带来挑战。建议我国宏观调控决策部门和货币当局加强对货币流通速度的监测和对货币需求变化的研究预测,进而优化市场预期管理和宏观应急管理,提高应对货币流通速度突变型通胀、通缩的能力,以更好地追求与维护物价稳定,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一、货币流通速度突变影响价格稳定  V陡降型通货紧缩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货币流通速度陡然下降一般发生在经济严重衰退、经济危机等非常时期到来之前的临界点上。经济严重衰退或经济危机时期,利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不确定性加大,会导致出于投机动机和避险动机的货币需求急剧增加,而以货币媒介的常规交易活动规模显著缩减,从而进入流动性陷阱或风险陷阱,货币流通速度随之急剧下降,价格稳定将面临货币流通速度陡然下降的巨大压力而表现为通缩。  在大萧条、8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时期以及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欧美等国家都出现货币流通速度大幅度下降与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我国1998年一季度和2008年四季度,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不期而至、负面效应显性化的当口,也都经历了突发经济降温、通胀压力陡然变换为通缩压力的过程。此时流通中货币量仍在,并无大的变化,但市场主体预期普遍迅速恶化,不敢、不愿投资和收缩消费,企业“猫冬”,消费者谨慎,货币流通速度急跌,贷款放不出,物价则明显由升势转为降势。  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经济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普遍呈“V”型,都出现了先是陡然下降,然后又快速回升的局面,不仅短期内多变,与物价水平的联系也更为复杂。从欧元区、英国、美国数据直观来看,欧元区货币流通速度陡然下降与通货紧缩基本同步出现,英美货币流通速度的陡然下降则领先于通货紧缩。这些经济体的共同特征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呈持续衰减态势,即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货币供应量增速仍然低迷。通货紧缩时期,货币供应量增速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双双下降伴随总产出明显萎缩,国外学者称之为“第二次大萎缩”。  欧元区的通货紧缩主要发生在2008年底到2009年底。在这期间,货币流通速度显著下降,与物价指数下降基本上具有同步特征。从历史数据来看,货币流通速度的季度下降幅度一般不超过0.6%,但2008年12月货币流通速度降幅达0.92%,此后降幅有所减缓,3月和6月降幅为0.38%、0.17%,2009年9月出现了较为少见的正值,为0.33%,此后则处于有升有降的窄幅波动中,基本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货币流通速度在2008年突然发生下降,延续至2009年,2010年企稳。这三年M2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分别是-7.3%、-5.7%、0.7%;M2增速变化分别是9.94%、3.42%、3.49%;CPI变化分别是3.80%、-0.40%、1.60%;实际GDP的变化率分别为-0.34%、-3.49%、3.03%。因此,从指标变化看,美国的通货紧缩可认为主要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货币流通速度和M2增长率出现双降。  V陡升型通货膨胀  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下降,往往伴随通货紧缩;货币流通速度突然上升,往往使通货膨胀压力油然而生,形成V陡升型通货膨胀。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 80年代初的“大通胀”时期表现突出。20世纪60年代,欧美等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突出特点是高增长、低通胀。多数年份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物价上涨率不到2%,平均物价上涨率只有2.4%左右,M2的流通速度也相对稳定。但随后由于石油和食品价格提高的供应侧冲击,美国在70年代中期和末期经历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1970 1971年和1971 1972年,美国M2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分别为-3.2%、-2.2%,1973年M2流通速度陡然上升,1972 1973年M2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也由负转正,达到1.8%,1974年M2流通速度在1973年的基础上又上升1.9%,1975年M2流通速度的变化才略有下降,幅度为0.5%。与之对应,1974年和1975年的物价上涨率分别攀升至8.3%、9.1%,而1973年的物价上涨率为3.6%。物价上涨率急剧升高的同时实际GDP增长率却出现了负值,1974年和1975年分别为-0.55%、-0.21%,即所谓的“滞胀”。  1976-1977年,美国M2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0.9%,1977 1978年M2流通速度变化的百分比为4.4%,1978年发生了货币流通速度的陡升,随后的三年,1979、1980、1981年美国则发生了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分别是11.30%、13.50%、10.30%。  纵观整个70年代,美国货币流通速度变化最大的两年分别是1973年和1978年,而在此之后的两到三年间,美国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就货币供应量而言,在1973年、1978年之前都存在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1971年、1972年M2的增长率分别是13.28%、12.92%;1975、1976、1977年货币流通速度变动比率分别是12.65%、13.33%、10.36%。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即使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与货币流通速度陡升因素的叠加是不同步的,两者一前一后地发生,但这种组合搭配显然可以催生高通胀。因此,尤其要警惕货币供应量高增长之后发生货币流通速度陡升的现象,它是高通胀的“催化剂”。  汲取大萧条的教训,发达经济体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中,大多早早地采取了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等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目前,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持续,连续四年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理论上,基础货币膨胀是货币供应量高增长的重要源泉。在长期内,货币与价格应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短期内,如果货币供应量高增长伴随着货币流通速度的陡升,则通货膨胀率极有可能飙升。但恰恰在货币流通速度陡升之前,货币当局调控的主要注意力当时必然放在抵御经济萧条的下行压力而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上面。  近几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大致呈“V”形,欧元区、英国等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目前已基本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货币流通速度之所以改变陡然下降趋势而回升,目前研究倾向是归因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经济回暖。尽管存在基础货币巨量增加和货币流通速度快速回升这些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的高危因素,但通货膨胀在这一阶段上还一直没有成为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突出问题,物价水平只是在2011年上半年出现回升,欧元区达到2.7%,欧洲中央银行还因此而两次提高基准利率,但随着下半年经济运行下行风险的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和通货膨胀预期也随之降低。  这种局面中,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低迷,欧元区的M3、英国的M4、美国的M4这些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都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同时货币乘数低下,这反映了金融体系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复原,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和资本压力仍在制约货币创造和信贷增加。因经济仍不景气,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贷款意愿和能力也受到制约,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还没有恢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后经济运行一旦走到景气阶段转换的临界点,既有的货币供应规模加上陡升的货币流速,便可能突然形成和显现通胀压力。  货币流通速度陡升型的通胀一般都需要经济周期中低迷阶段向高涨阶段转换点的配合。有研究表明,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的去杠杆化至少是中期过程,所以,未来通胀预期仍将是较为温和的。一旦金融体系摆脱危机困扰而重新正常化发展,即经济摆脱衰退压力,那么,货币流通速度极有可能突然加快,与通货膨胀的联系会重新明朗化,而人们不辨细节和内在机理的话,会对此变化笼统地称之为“潜伏的通胀”的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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