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金融文化建设

加强“金融文化”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金融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理论周刊》刊发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2011年5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辉煌银行业：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系列形势报告会上所作的关于“加强‘金融文化’建设实现由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的讲座，希望能对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打造良好的金融文化起到参考作用。　　一、为什么要提出“金融文化”和“金融软实力”这个命题？　　(一)从社会的现实要求看　　当前物质越来越丰富，文化越来越贫乏，文化贫乏的实质就是精神的贫乏，信仰的贫乏，所以社会迫切需要一种精神的力量。　　(二)从中国金融的现状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进步中也有诸多的困惑。巨大的进步，突出表现在经历了四个阶段，登上了三大台阶，建立了十大体系。第一阶段，就是从1978年到1983年，我把它算作“铺垫阶段”，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重视、发展、搞活金融，实际上也是为市场经济做铺垫。像1978年人民银行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1983年实行流动资金“拨改贷”，等等。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1993年，属于“起步阶段”，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跨上第一个台阶。像1984年人、工两行分家，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资本市场形成；1993年的大规模治理整顿。第三阶段，从1994年到2002年，是一个“攻坚阶段”，开始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跨上第二个台阶。像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实行汇率并轨，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颁布实施，国家专业银行成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997年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家国有商业银行13939亿元不良资产。2001年加入WTO并公布银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等等。第四阶段，2003年到现在是“确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跨上第三个台阶。像2003年银监会成立，“一行三会”架构形成；2004年开始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2005年实行汇率改革，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等。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功地建立了十大金融体系。一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金融法律体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四是金融市场体系。五是金融组织体系。六是金融业务体系。30多年前，中国的银行业务只有简单的老三样——“存贷汇”；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说几乎世界上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能办理的业务我们的商业银行都能办理。七是金融科技操作体系。八是金融开放体系。九是金融人才体系。十是金融理论体系。但是，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了改革开放深度、二元金融剪刀差、体制机制建设等以外，金融违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各类金融案件仍然十分突出，金融业的潜在风险仍然很大。这是为什么？这不能不让人们深思。　　(三)金融软实力与金融强国的召唤　　金融硬实力的平面扩张是金融大国的标志；金融软实力的立体提升是金融强国的标志。“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到金融业就是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就是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转变为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　　我认为，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问题要靠三个基本要素，概括为“体、境、魂”三个字。“体”是什么，是自身物质层面的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管理能力、提高员工素质等。“境”是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经济的稳健发展，法制的健全，社会信用状况的改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优化等。但是只具备上面两点还不行，还有一个“魂”的问题。“魂”是金融文化。目前，在上述三个要素中，“魂”的问题应该是最薄弱的环节。　　(四)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　　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后，特别是专门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后，面对着一方面中国金融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严重的金融风险；一方面不断出台的金融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案件；一方面是大规模的现场检查、人员处理，另一方面不停的金融违规……这些都促使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为什么？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在金融监管中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问题。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金融监管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金融监管已经成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通过各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已对差不多20万人次的从业人员进行过各种处罚。对违规人员的处罚，对防范风险、惩治犯罪、警示他人起到正面作用，这是主流。但也不能不看到实际执行中的“异化”问题，比如“抓倒霉”量罚不公问题，“关系”到位皆可摆平，“关系”不到位就“没事找事”；灰心丧气倾向，工作越多失误越多；不给出路问题，我们曾提出过“取消终身任职资格”这个处罚措施。执行归执行，观点归观点。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把战犯、皇帝都改造成国家公民了，我们的违规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呢？难道金融的发展必然以大量的金融风险为代价吗？必然以一部分从业人员的犯罪为成本吗？需要一定的成本，干什么都需要成本，经济学的核心就是讲成本，但这个成本似乎大了些。　　2003年，我提出一个观点，“政治是暂时的，经济是长远的，文化是永恒的”。后来有人跟我讲，文化的改变需要60年，经济的改变需要6年，政治的改变只要6个月。我说有时6个月都不用，一个政变6个小时就解决问题。　　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我抽暇写了一篇《中国金融文化论纲》，但我觉得不甚成熟，没有对外发表。到光大工作以后，面对企业的现实问题，我深感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一个金融文化的“五四”理念，“五”是“利、法、信、义、道”五个字的概括，下面可能会具体谈。“四”就是我曾经比喻的金融企业“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融文化的思考过程。总之，我认为建设好金融文化可以起到治本的作用。　　二、谈谈我个人关于金融文化的“十个基本观点”　　(一)关于金融文化的落脚点　　我们不能空谈金融文化，从眼前讲，我觉得谈论金融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三大问题上。　　一是控通胀。国民党为什么垮台？除了正面战场军事力量的对比，除了不得人心之外，很大程度上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弗里德曼讲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不是货币现象？是货币现象。它首先是货币现象，但不仅是货币总量现象，也是货币结构现象，货币投到哪儿，投到什么地方？有一个投向问题。另外还是个货币力度现象。不仅是货币现象，还是经济现象。不仅是经济现象，还是社会现象。比如社会管理的乱收费现象加剧了通货膨胀。它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一个自然现象。日本要不是地震，也不会出现核事故，没有核事故，我们这里也不会抢碘盐出现“盐王爷”。这些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其实就是文化了。　　二是控外汇储备。关于外汇储备，我从2007年开始曾有一些观点。一个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中国外汇储备人均600美元左右为宜，另一个观点是外汇储备要五路分流。几年过去了，现在又突破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应控制在8000至1.3万亿美元的上下限。　　三是控风险。别的风险我不说，只说说乱拉存款。我原来在中央银行、在银监会工作的时候，只有理性认识，缺少感性认识。我现在感性认识很深刻，互相乱拉存款这件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所以谈论金融文化从当前看，要落实在控通胀、控外储、控风险上。从长远看，金融文化作为最重要的金融软实力，要落实在推进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发展上，落实在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上。　　(二)关于金融文化的简单表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人类的共性文化在横向上反映为各民族的具体文化，比如中华文化；在纵向上反映为各领域的特殊文化，比如金融文化。金融文化是人类共性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文化说复杂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个金融理论体系和运行体系的创立。从某个角度来讲，“金融”包括“金融物”和“金融人”。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是人的物质财产的货币表现。因此说到底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因此，金融文化就是金融领域相对于资金、技术、法规等“金融物”来讲的着重于解决“金融人”的问题的一个命题，就是人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亦即人在什么精神状态下指导资金的运动。这种精神状态又通过一定的形式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法律，再作用于人的具体行为。　　金融文化说简单又非常简单，按传统说法就是加强金融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德治；如果用三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形而上”；如果用两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诚信”；如果用一个字表述，金融文化就是金融之“道”。我思考三句话，“诚信”是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形而上”是金融文化的广度概括，“道”是金融文化的深度聚焦。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形而上”与“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形而上学”一词据我考证最早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最后的一部哲学演讲稿，名叫“形而上学”，后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哲学名词，流行于15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直至今天。当时一些科学家将自然界划分为各个孤立的“部分”，并从“外部”分门别类地加以考察。像西医分成眼科、耳科、鼻科、喉科，分得非常细，就差没有分成左耳科、右耳科了。这有科学的一面，但也有忽略他们之间联系的一面。培根和洛克又将这种思想方法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黑格尔后来将形而上学作为反辩证法的同义词。而“形而上”一词，其出处最早见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后来唐代的孔颖达以及后来的朱熹、戴震等也提出类似观点。简言之，“形而上”指精神文化，“形而下”指物质，形而上和形而上学有联系又有区别。　　(三)关于文化的概念、作用及与经济金融的关系　　“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躯体，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先有躯体，后有灵魂。既不能“魂不附体”，又要“体内生魂”。所以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最后又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没有金融文化的影响，金融实践难以健康进行。先有金融硬实力，呼唤金融软实力，呼唤金融文化。金融软实力，金融文化再反作用于金融硬实力。我们首先要进行物质生产，发展经济，否则就没有产生“灵魂”的物质基础；同时要弘扬我们的文化，“体”要生“魂”。只有躯体，没有灵魂，是行尸走肉，是植物人；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文化和经济金融，我想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对“金融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根基是《易经》，经历了伏羲八卦→周文王六十四卦→孔子《易传》等的发展演变，核心就是四个字：阴阳平衡。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诸子百家、孔孟老庄，后来不断发展到今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包括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形成的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成很多类，像思想文化、文学文化、艺术文化等。我想就其思想文化而言，它的精髓主要表现为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则主要体现为“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这些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关于金融文化的分类　　金融文化可以做多种分类，比如可以将金融文化分为金融企业文化和金融监管文化。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从业人员在主导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监管文化是金融监管机构从业人员在对金融企业监管过程中的精神反映。金融企业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企业的经营理念；金融监管文化在实际工作中一般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　　金融文化按行业还可具体分为银行文化、证券文化、保险文化，等等。金融业各个机构还可以形成本机构的特有文化。　　(六)关于中西文化差异与国际金融文化利弊　　在长期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主流正面文化，比如：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敬业文化，等等。国际金融同行的法制观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国际金融同行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创新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国际金融同行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如利信问题、虚实问题、王霸问题等。利信问题，金融本以信用为基础，但是现在国际金融业已然出现罔顾信义、唯利是图文化，其中尤以华尔街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最为典型。虚实问题，金融本属虚拟经济，应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然而国际金融业已然普遍存在创新无度文化，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王霸问题，金融涉及各国共同利益，本应着眼宏观全局，谋取共赢之道，但是国际金融业霸权文化盛行，其中尤以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为甚。拳头第一，丛林法则，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双挂钩”开始一直就是如此。　　这些表现在形而下层面的具体现象，实质是形而上层面的国际金融文化扭曲，也是国际政治生态强权政治在金融领域的具体反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讲是金融文化的危机。　　(七)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把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就是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德经》讲，“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基于上述认识，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也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八)关于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大体有这样十个问题：一是贪大求快文化。盲目攀比，片面求大求快，进而形成“唯规模”论，乱拉存款，乱比市场份额，乱比发展速度，酿成风险隐患。二是粗放经营文化。贪大求快导致不是靠服务靠效率，业务是跑关系跑出来的，挖人挖出来的。这种粗放文化应该说是普遍存在的。三是发展趋同文化。同质化严重，都要“做大做强”，都搞零售转型，都扎堆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千行一面，了无特色。四是轻视信用文化。不讲信誉，一把一利索。不管过去关系多么好，该骗就骗该蒙就蒙，形成了这种不良文化。五是轻视法规文化。同“酒后驾车”一样，许多机构，许多从业人员在市场竞争中存在侥幸心态，没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意识，违规现象非常普遍。 六是二元文化。中国金融发展中，东中西部、城乡金融等发展不平衡，形成“二元金融”和“二元金融文化”，而且已经见怪不怪了。七是惩办文化。讲处罚多，讲教育少，形成惩办主义，而关系疏通好了又可以放一马。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当是恩威并济，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八是照搬文化。改革开放固然要学习国外有用的东西。西方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也不能什么都照搬外国。比如我们的公司治理，既搬来英美的独董制，又搬来欧洲的监事会制，我认为是叠床架屋，重复劳动，加大成本，影响效率。应根据企业不同情况有一种就可以了。再有对待“模型”，我不反对模型，我反对唯模型。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情况”。一个假设变了，整个模型就失灵。我的观点是学而不搬，学为己用，既要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九是短视文化，从战略上、长远上、全局上考虑问题不够。十是“井蛙”文化。金融危机中盲目乐观存在井底之蛙心态，缺少忧患意识。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因此，我们更要有忧患意识。　　还有其他，我就想到这些。这些问题许多表面上看是形而下的工作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金融文化问题，许多也是社会问题，是社会文化在金融领域的反映。这里我想特别说一下信仰问题，因为上述金融文化中的问题许多都同“信仰”有关。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信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成员一般都有自己的信仰。不管这种信仰在宗教领域属于何种派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抑恶扬善。人作为高级动物，不可以没有信仰，人如果没有信仰，和一般动物有什么区别？人需要有信仰，而你现在又什么都不信，但又必须得信一个，那么信什么呢？就只能信钱，所以毒奶粉、瘦肉精就都出来了，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我觉得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产生道德的力量。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如果只用法律来规范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不这么做，但不懂得羞耻，不懂得为什么不这么做。如果讲清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就会“有耻且格”，自觉地不这么做。“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九)关于中国金融业的新机遇与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任务　　金融危机对中国既是“危”也是“机”，特别是将产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机遇。从现在起，我们要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有专人负责。我建议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并且试编两个指数“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和“金融企业文化指数”。编制“国家金融文化指数”可以以十个金融“软实力”为基础，涵盖的内容可以包括：金融宏观调控能力效用和预见性、金融市场意识、金融监管能力与安全守法意识、金融创新意识、金融人才意识与人才使用合理度、金融全员幸福度、金融社会环境与社会诚信意识、金融理论建设、金融国际环境和谐度以及金融对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度。　　编制“金融企业文化指数”可以包括：更有效益的发展、更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更有后劲的发展、更有创新能力的发展、更有前瞻性的发展、更有凝聚力的发展、更协调的发展、更有品位的发展、更有社会责任的发展、更有员工幸福感的发展。　　同时，我还觉得中国金融业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我提出“八个第一”：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十)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事都得靠人去干。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更不应是“庞氏骗局”的发明家。真正的金融家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具有真正政治家素养的“金融家”。他们要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中国能否实现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关键在此。　　怎样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这需要具备很多素质，借此机会我特别提出一个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的问题。我个人粗浅的体会，学好哲学，一通百通。“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我的体会是最没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那你打地基干什么呢？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那样楼房就要倒塌。我觉得哲学是建立金融文化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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