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从消费者高看媒体说起

□胡立彪/文

一家媒体在今年3.15期间进行了的一项消费维权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哪种维权方式最有效”这个问题，有40.1%的受访者把“向新闻媒体反映”排第一，其他依次是直接找商家协商、向政府监管部门及消协组织投诉、上法院起诉。

人们高看媒体的现象令人深思。有人认为，媒体能够达成消费者维权的意愿，主要是因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和社会公器，天然地具有对企业、商家的威慑力，就像所有的企业都害怕上央视3.15晚会一样，它们真正怕的不是自己有丑，而是这种丑被揭而扬之，昭著天下。一旦丑名传播，民心就没了，利润也就完了——这才是所有企业的命根子！由此可见，媒体可以影响企业获利，能动它们的命根子，所以，企业都害怕媒体。

不过，就职能作用来看，政府监管部门更能触及企业利益，有时甚至可以让企业关门停产，这相当于直接要了企业的命，企业应更害怕才对。然而，在维权这件事上，却存在企业怕媒体甚于政府监管部门的现象，这就把我们的思路引向了另一个角度——既然媒体和政府监管部门都可能通过触动企业利益而影响它们处理消费维权的态度和行为，那么出现害怕程度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在“触动”上存在触多触少之别，或者有真触假触之分。

显然，媒体更需要消费者成为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两者的利益存在一致性，而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事实上就等于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触”起企业来肯定是真“触”，而且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政府监管部门一直把服务民生当作重要职能工作，但“吃皇粮”的现实使某些部门缺乏与消费者建立直接利益关系的动力，这既可能导致对企业“触”不足甚或不“触”，也会减弱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主动性，使本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些监管措施效率低下，一些监管资源甚至被闲置浪费。

人们看到，目前还存在一些消费项目“多头监管”而另一些项目则“无人监管”的情况，这两种情形均会导致消费者投诉无门。即使投诉有门，举证难、鉴定难、诉讼难，使维权成本远远高于维权收益，这使许多维权者打了退堂鼓。还有一些垄断价格、格式条款都在无形之中损害消费权益，但是消费者多年来却只能被动接受。

这些“维权难题”之所以长期存在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一些政府监管部门没能有效地发挥监管职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前文分析，必须要在政府监管部门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条利益相关的纽带。有了这条纽带，把消费者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维权难题也许就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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